名山区法院：开展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消费维权意识

其中，合宪性审查机制是保证宪法全面实施最重要的制度。

而行政协议虽然也包含一定的私法自治的因素，但其本质上是一种替代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行使的一种方式，因此，其本质上是行政法律关系。为适应这一需要，2019年 11月 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解释》），该司法解释第 1条对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在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不仅是认定行政协议的标准，也是认定行政机关是否享有行政优益权的标准。第二，即使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变更、解除合同的权利，同时法律也要求此类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应当遵循民法的平等、自愿、有偿等原则。而土地使用权出让不同于行政划拨，在于前一种关系中，国家土地管理部门不是以行政管理者而是以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出现的。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的内涵较为宽泛，外延也非常模糊，几乎接近公共利益的内涵，这显然难以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提供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至于行政法、劳动法、国际法等法律中的合同，虽然名为合同，但由于其并非市场行为的表现形式，因此本质上并不是民事合同。

问题在于，何为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一般认为，行政机关所从事的民事活动的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即应当是指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行政职能而有必要从事房屋建造和修缮、办公用品采购、购买食品等必要的民事活动，但不得从事经营性的活动以及设立担保等与其履行行政职能无关的活动，此类民事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相对于前述主体标准和目的标准，内容标准相对具体，能够为行政协议的认定提供更为明确的标准。2018年美国行政法年会专门讨论了行政指导（agency guidance）的可审查性。

例如，Gedid教授著文21世纪的行政程序—2010年《州模范行政程序法》介绍，探讨了《州模范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意义和该法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征。第五章 信息自由、阳光政府法、咨询委员会（分别阐释信息自由法、适于禁止透露的信息----反信息公开案、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政府法）。因此，这个课题必须由行政法学界不同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研究背景和掌握不同语言的学者从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在行政执法程序方面，规定了下述六项保障行政执法公正、高效的程序制度：其一，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

但法院又不能对每一部施行前的行政规则都进行审查，面对这一潜在的矛盾，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洞见。最重要的是，它确定了行政协作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即协作任务不能带来比效率收益更高的行政成本。

欧洲法院可以根据欧共体法的一般原则，或者借鉴成员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则对这些机构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和作出判决。他早期曾专门就国际金融组织的行政规则制定程序进行过研究，[46] 后又对国际政策制定对国内行政法的影响有过关注，并指出跨国行政现象带来的主权不匹配问题（sovereignty mismatch）会对国内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构成侵蚀，对APA的适用也提出了挑战。所有缔约方都必须获得进行谈判的类似机会。1993年《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虽因其他法律的修改而有细小的修改，但2005年的修改是一次较大的有较重要意义的修改。

公众参与是规则制定程序的重要要求。[21] John Gedi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Model 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44 St. Marys L. J. 241 (2012). [22] William L. Corbett, Montana Administrative Law Practice: 41 Years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Montana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73 Mont. L. Rev. 339 (2012). [23] Casey Adams, Home Rules: The Case for Loc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87 Fordham L. Rev. 619 (2018). [24] Michael Asimow, Contested Issues in Contested Cases: Adjudication under the 2010 Model 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20 Widener L. J. 707 (2011); Ronald M. Levin, Rulemaking under the 2010 Model 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20 Widener L. J. 855 (2011). [25] Bernard W. Bell, The Model APA and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Importing Chevron into State Administrative Law, 20 Widener L. J. 801 (2011). [26] 上述资料引自目前正在美国研习行政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杨金晶先生应我的咨询，发给我和何海波教授的电子邮件。《模范规则》建构了两种规则制定程序：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欧盟行使行政权的最重要的机构是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28] 参见[荷]R.J.G.H.西尔登、F.斯特罗因克编：《欧美比较行政法》，伏创宇、刘国乾、李国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309页。第三章 司法审查（分别阐释审查标准：法定争议、非法定法律争议、事实争议、对行使行政裁量权的审查、对涉及行政解释的附属争议的审查、对程序性争议的审查、对行政迟延的审查、救济）。

如果理由说明没有及于这些相关要素，法院可以理由说明存在瑕疵而撤销该处分。相对人对其决定不服，可以诉诸欧洲法院。

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对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欧洲共同体的指令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1] 见前注八：迈向欧盟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背景、争议与进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29] 这里的裁决相当于德国等国家的行政处分和我国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在其裁决中认可和执行各国行政程序法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同时，判例法在制定法施行过程中又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制定法的规则予以阐释、细化或补充，增强法的明确性。

政策制定和行政指导类似，行政机关经常通过指导性文件落实行政机关的相关政策。后者亦设总则、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解释与备案（相较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六章，《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六章加了备案的内容）以及附则7章，共41条。

[8] 参见彭錞：迈向欧盟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背景、争议与进程，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上诉机构的裁决认为，WTO缔约各方的权力应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他们不得单方面地采取措施，而必须通过像环境保护方面的那种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

因为欧盟各成员国行政程序法规则和原则（内涵和外延）虽有共性，但亦有差别。[14] 参见王贵松：《日本行政程序法》，载《公法研究》2016年第2期。

其四，以哪种形式予以公布。行政机关如此详细回应公众评论,最主要推动力来自较为严格的司法审查。其发展主要是通过单行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行政诉讼的判例实现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在实施意见公募程序时，应充分考虑在意见提出期间内向其所提出的意见。

其二，针对规制机构的决定，应提供司法性或者准司法性的救济（第4条）。公示后，还应在制定机关的事务所备置以及以其他适当的方法公开。

行政协作指两者内部和彼此之间在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的互相协作，包括信息传递、协同调查、文件共享等。例如，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5]于2001-2002年曾成立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课题组，草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

《立法法》于2000年3月15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经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修正。在美国，几乎每一个行政法问题都能与APA扯上关系，因此，想用几个案例或行政规则来概括这二十年来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37]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曾专门著文行政机关如何回应公众意见，介绍和研究美国行政规则制定的经验。中国进入21世纪后，行政程序立法除了官方继续走单行法立法和地方立法的道路外，民间和学界则开始探索行政程序全国统一立法的法典化道路。2013年4月14日该分会理事会核准发布的《重述》包括6章34节：第一章 裁决（分别阐释正当法律程序对听证的要求、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听证权、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正式听证要求、决定制作的完整程序、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法官的规定、次听证要求、非正式裁决）。考虑到该处分的要件只在法律上抽象地规定、该处分的选择被委诸行政厅裁量、公开的本案处分基准内容颇为复杂等，在作出建筑师惩戒处分之际，作为应同时说明的理由，在处分的原因事实及处分的法条根据之外，如果不说明本案处分基准的相关适用，处分的相对人即使通过上述事实及法条根据的提示能知道符合处分要件，通常也难以知道是基于何种理由、适用怎样的处分基准而选择该处分。

关于意见公募程序的过程和步骤，根据2005年日本《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环节：（一）命令等草案等的公示（第39条）。规章制定亦应参照行政法规制定的此种程序。

该规章设总则、行政程序中的主体、行政决策程序、行政执法程序、特别行为程序和应急程序、行政听证、行政公开、行政监督、责任追究和附则10章，共178条。不仅要求对作为处分根据法规的适用法条和具体的相关事实要予以说明，而且要求对相关处分基准的适用亦应说明。

专业行政机构的职能和任务具有多样性。[32] 参见[日] 原田大树：处分基准的理由提示，载《法政研究》第78卷第4号第67页。